国学与商道——儒教与中国商业文化
 

摘要:面对当前社会上国学热、儒学热日渐升温,加之《胡雪岩》、《乔家大院》等电视剧的热播,众多社会人士,也包括不少企业界人士认为仁义的儒学将是中国当今社会商业伦理的核心。其实,消费是爱与爱的交换,商品经济是一种诚信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其特征是平等交换、互惠互利、共生共赢,这恰恰与重农抑商、抑术、抑工,以标榜见长的儒学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没有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社会的制度建设,真正的商业伦理体系是不会建立起来。

关键词:国学 商道 儒教 商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C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601-0005-04

 

国学与商道——儒教与中国商业文化

 

杨卓舒

 

在漫长的几千年历史中,中国社会的主要形态是农业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思维方式、存在方式、生活方式,中国农业社会是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的,以自然条件如阳光、水、土地等作为重要生产资源,就决定了农民、农村、农业滋生出一种特有的文化,这种特有的文化和儒教产生了一种关系。

儒教是建立在小农社会基础之上的,孔夫子看到了什么?孔夫子看到了分散的、自私的、懦弱的、卑微的、胆怯的、保守的、狭隘的农民。于是孔夫子就认为天下得有人来治理,谁来治理?君子。君子的标准是什么?是仁,于是儒教的核心是仁。君子治理天下的手段是什么?核心是什么?依然是仁。君子是谁呢?是上天所赐予的,所以经常讲奉天承运,自己想不干都不行,这是天让自己干的,所以称为天子

然后儒教和皇权专制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长时间的重农抑商、抑工和抑术。工被压抑,商被压抑,技术被压抑,这是和思想被禁锢相联系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局部的、短期的曾有过一些比较成功的商业范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场景,但那也不过是一个大都市里的农村大集市。

有一点近代的商业,是自1840年以来,类似像晋商、徽商,也包括后来的冀商、闽商、粤商等,但非常脆弱、非常有限,在整个中国经济构成比例当中,所占比例很小,从业人数极少。如果富商巨儒遍地,那胡雪岩和乔致庸未必算得上什么,还是因为太穷了,商业太少了,没什么像样的东西。现在到平遥去看看,它是曾经极度繁荣,但那和真正的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也是很平常的。所以说,在极不发达的、极其脆弱的、比例较低的商业形态下,中国的商业底蕴、商业文化是受儒教压制的,形不成革命性的突破,形不成独立的视野。因此中国商人人格具有两重性:一者要为当时社会所容存,必须以儒教来标榜自己;二者还要追逐利润,必须要抛弃儒教,其内心深处是矛盾的。

辜鸿铭在辛亥革命之后,陪着外国人参观北京城,他会六国语言,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如何如何。那几个外国人说,为何中国的店铺门口都挂着童叟无欺,这说明到处都有欺,所以才标榜童叟无欺。国外的店铺没有挂童叟无欺的。商人重利,商人的本质要不重利,商人就不务正业,就没有职业操守。商人若不重利,做什么赔什么,那不是败家子吗?没利拿什么再生产?拿什么交税啊?拿什么养员工?拿什么再研发新产品?拿什么再建新分店?将本求利,天经地义。

商业是一种利益交换。你有需要,我有供给。我曾讲过,消费是爱与爱的交换,商品交换背后是平等的交换,是一种信誉。所以商品经济是一种诚信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也是一种利益关系,而儒教是不讲契约的。现代社会有多少人合伙做生意最后都不欢而散,因为不懂得应该先小人,后君子,大家都有契约,文字写清楚,亲哥俩儿明算账。要是开始都觉得自己和对方是君子,我够意思,你更够意思,咱哥俩干吧。够意思,没赔钱,可如果赔了钱那就不够意思了;而如果挣了钱,利益分配的时候就不够意思了。所以商业是反虚伪、反说教、反伪道、反儒教的。

现在的商业伦理只能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新型人际关系、新型伦理关系、新型文化关系基础之上。即我所说的,商品经济的特性是平等交换的、是契约式的、是利益互换的、是对等的。

在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社会,信用卡一旦恶性透支,那走遍全国,再没人给你信用卡;在一个地方租房子不守信誉,不按时给人房租,那么你到别的城镇也甭想租上房子。

儒教很大的一个特点是标榜。历代君王,560个大小皇帝,哪个不讲外王而内圣。在外边我是王,是皇帝,驾驭四海,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不得不如此,而我内心是圣者,是仁爱。而实际上,一旦有人影响到他的权力,那他就灭你九族。所以,儒教具有虚伪性,这也怪不得孔夫子,孔夫子就在那个社会环境下提取、抽象出了这样一套理论。

商战中的国学热与儒学热

中国企业界没几个人真正懂儒学,有的都未必读得懂、未必说得清楚儒学。有一些所谓的儒学大师、学者经常讲,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的世纪是儒学的世纪。2000多年过去了,儒学都没把中国带到世界强盛国家的行列,怎么现在突然之间儒学就翻了身呢?

现在国外有人研究《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国内也有不少企业家把这些书中的很多战略用在商业市场竞争中。

首先,我要说《孙子兵法》之类的不属于儒教,它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文化最值得珍惜、最有价值的一个阶段是在先秦,是在诸子百家争鸣时期,那个时期,秦专制还没有形成,在那个多元的时代产生了多元的思想,诸子百家,它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思想,而且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硕果累累,由此而有了诸子百家。上面我所说的,还包括,在先秦诸子百家中,都可以找到起源。

第二,关于国外如何研究中国。外国研究中国的《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但那是主流吗?这些国家的商业伦理价值早已经形成了。就讲商业,在国外过圣诞节,买一送一,华人到那里先买一得一,过了圣诞节再去退一,白得一,等于白得了两件。人家不懂吗?人家知道,但不说。还有个例子,在加拿大,两车华人去安大略风景区参观,100来人,秋天,突然天气又转热了,大家都去买凉帽,标签上写着10加元,人家非卖5加元,我们的人就不理解。那个女老板说,我跟我丈夫昨天晚上商量了,天凉了,准备降价为5加元,你们来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换标签呢,所以要卖5加元。如果是我们的商人,不得立刻变成30元卖?但这对加拿大夫妇认为自己的良心不能亏空,这是宗教在起着作用。那是漫长的商品经济训练的结果,那是真正无欺的。

第三,关于道和术的关系。现在人们说,《三国演义》与商业,《孙子兵法》与商业,还有《水浒》与商业,《红楼梦》与商业。但那不是本质,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鲁迅先生说过,有用也很有限。所以,有用也很有限的东西顶多算个小招数,不能作为一种商业伦理、商业道德和商业规范,那不代表本质。

商业经济、商业伦理是大众的,是契约的,是生活的,是无处不在的,必是民主的、公开的、公正的。西方政治体制不是哪个人的大脑特别灵光,拍拍脑门就建立起来的。而是在那种商业基础上提出的上层建筑的要求,必须如此。为什么中国农业社会需要皇帝?没皇帝不行,也只有在农业社会才最适合皇权专制,皇帝一道圣旨,天下就都照着办。所以,皇权专制和小农经济是一对,互相依存。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国家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至于说企业界有些人喜欢穿上中装、唐装,很风雅,那都是个人的一种爱好。人家有的是真风雅、真风流,也有附庸风雅,附庸风雅也比不风雅强呀,好歹喜欢风雅。所以用一个著名诗人的一句话,正直善良的人们呀,千万擦亮你的眼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商业文化

范蠡也罢,胡雪岩也罢,乔致庸也罢,在整个中国2000多年历史中都是个别的例子,不代表生活主流,一种长时间被那个制度、被那种文化所挤压的脆弱产业,形不成自己特有的文化体系,所以,这个定义界定特别重要。我常讲,工作方法、思维方法和研究课题的方法要通过定量再定性。有经济学家讲中国2000多年前就有市场经济,其中举例子就举到这几个人物,也举到了《清明上河图》,那有悖学者最基本的严谨和常识。不能先定性而再举例,应先定量,一桶米浇了一杯水,这时候米湿了一点,一桶水里倒了一杯米,那是水里有一点米,这是由定量而最后得出准确的定性,难道能说一桶水里有一杯米,你就能说那是一桶米吗?一桶米里有一杯水,就能说那是一桶水吗?首先必须定量,由定量被推出定性,这是科学,也是做课题、做研究、做博士、做博士后、做博导、做学者最基本的东西。

我们现在很多人道听途说,去违背定量而定性,所以才有了很多所谓的学者和经济学家多如牛毛,乱抛概念。当时的商业是很危险、受挤压,是极不发达的,形不成自己的体系,因此商业思想、商业伦理也形不成体系,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先秦时期、百家齐放时期所产生的,不是在商品经济前提下所产生的,它只不过是在那个相对多元、思维空间、活动空间较大、专制较薄弱时产生的。有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文化,才产生了诸子百家。

经商最好的办法就是诚实,几个人都买房子,我的房子适合你,我就一定说服你买我的,他不适合住在我这里,我就要告诉他,别人的房子适合他,不能买我的。否则你让他买了以后,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不感到别扭吗?你让人家后悔,你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另外他也会到处说他上当了,这对你是多大的打击呀?真诚,销售无技巧就是技巧。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技巧就是最好的技巧,一讲技巧,叫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叫工于心计了,那还有真诚吗?有一本书叫《如何对付你的老板》,后来我演讲的时候举了这个例子,学学怎么对付你自己,老板不需要对付,只需要把工作做好就行了,老板用人是为了谋事,谋事是为了谋利,这不很简单吗?企业工作人员都得有用。征服自己、对付自己、管理自己,这是你一生幸福快乐之本,是安身立命的基础。我们现在是什么文化?都把这些用来对付上司、对付同事、对付消费者,对付的结果是什么?是人事关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肮脏,越来越阴险,人们之间的诚信越来越差,所以,大道在天,小招数不能违背大道。

制度建设关系中国商业文化发展

学习是本和体的关系,自身不具备这种体,没这种需求,就学不来,这就像疫苗,疫苗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关键是自身的免疫体系要发挥作用,这是一样的道理。自身具备这个条件,自己就萌生了相应的文化,由此而产生相应的思想、价值标准等等。如果卓达集团是一个公有制体制,我这一套肯定行不通。我不能随便拒绝哪个员工,谁违背了企业制度,我也不能把他开除出去,而我自己还朝不保夕,指不定干到哪一天一纸调令,抬屁股走人,我会考虑百年吗?今天我实行这一套,明天来了别人立刻就变了,这怎么可能做好呢?只有在现在这种企业体制下,企业人格化了,我就是卓达,卓达就是我,卓达就是全体员工,全体员工就是卓达,我们共有,企业完全人格化了,然后这些人性的东西才能得以实施,才能推广。

有人说要学习新加坡,说在那里儒教文化在起作用,我认为那只是皮毛,新加坡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自由市场经济、法制十分完善,那不是李光耀有多么伟大,李光耀有多么了不起,但这个舞台确定了只能是这样一个李光耀,而不是别的李光耀。李光耀要是倒行逆施,民众早把他哄下去了。作为新加坡这样一个功高盖世的人物,他买了一套300来平方米的房子,这算个啥﹖但就因为他买房子略大了一点,看廉政公署把他查的,最后证明没出格,这房子他才敢安心住下去。这就是制度在起作用,这才是真实的新加坡。

说卓达之前,我先说美国,在人类历史上还有比华盛顿、杰斐逊更优秀的吗?说美国所有的总统都那么优秀,或者最优秀的美国人都去当总统,这也不是,但差的肯定也上不去。可是再优秀的有几个能比过他们?美国的四大总统——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罗斯福,他们之所以优秀,就在于破天荒地构建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民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基础之上又有了一个更大的完善、更大的进展。所以后来总统产生了,最优秀的人未必去竞选总统,差的肯定也上不去,肯定是精英。当上总统以后,要往好道上走,可以自由发挥,上不封顶,这个舞台大,不怕人能干;假如不往好道走,一棒子就会将你整下去,谁都一样,美国被整下去的总统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林肯就很尊重,所以马克思在南北战争期间曾经多次给林肯去信,对他表达崇高敬意。其中有一段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评价的,当然这不是写给他本人的信,大意是说,看林肯,额头窄窄,不像极富有智慧的样子,家庭出身也很贫寒,受教育背景也很一般,他为什么能如此伟大?如此英雄?如此了得?能够打赢一次南北战争,那不是一个内战,那是美国体制、美国制度、美国联邦的巩固、发展,南北一战最终把它确定下来。后来他们得出结论,那是因为这样一个舞台、一个政治制度决定的,是因为不管是林肯、李肯,谁上来都只能照此去扮演角色,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看到制度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是如此,美国如此,中国如此,卓达将来也得如此。所以说,卓达要形成这样一种企业制度和机制,即稳步推进企业的股份制,让企业每个人都拥有一份,每个人都拥有这个企业,让大家在长时间教化过程中,不仅拥有一份卓达的资产,而且拥有一份卓达的非物质资产。非物质资产就是文化,大家感觉到不管谁接班,我们都得奉行这一套,奉行它,我们大家都快乐,不奉行它,我们都遭罪,所有人都得共同爱护这个空间,保护它的纯洁性,这是根本,这才能长久。

商业精英与商业文化

一个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精英,精英是社会的灵魂、大脑、旗手、航标,但精英的产生必须得有精英产生的国度。我曾经说过,有人讲要把北大、清华建成世界第一流大学,我说不可能,不是北大、清华不好,不是那些人没有能力,关键是得有第一流大学产生的国度,相应的制度、体制、思想自由、文化自由等等,而后才能产生这样的大学。精英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民族,产生不了成批的精英,个别偶然的现象是有,但它不代表整体,还是个定量、定性的问题。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寄希望于精英,还不如寄希望于大众,没有大众,精英也是悲剧结局、悲剧收场。大众文化普遍提升,在此情况下再产生精英,它就有巨大的力量,如果没有大众做依托,即使产生精英也很有限,也不能持久。

在农业社会,农村盖房子,谁家比谁都不能高出一砖,不能厚出一瓦,房子都相连,就得一般齐。

生活是人的基本需求,和附之其上的文化是一致的。离开这种产业形态、生活形态的文化或者伦理是不存在的,它没有依附,而有了这种生活,有了这种相应的社会条件去实践,不产生相应的文化和伦理,没有这样的精神生活,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是想控制也控制不住的。

我们常说欧洲文艺复兴,如果没有宗教革命就没有欧洲文艺复兴,没有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大解放就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就没有现代工业和现代资本主义,也就是现代商业,所以这里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

当然要说文化,宗教在文化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也不能设想没有文化的宗教,包括文字的起源都和宗教有关系。宗教最早是迷信,是人对天地、对自然的无奈、恐惧和希冀,于是出现了好多祈祷、诉求,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图腾符号,最后演化成文字。离开宗教去谈文化行吗?能有真正的文化吗?世界这几大宗教滋养了几十亿人的灵魂,而且经过了千年以上的实践,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不是文化吗?

美国的大企业家百分之百都是大慈善家,包括美国的巴菲特,搞股票、搞经营,被认为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对自己十分吝啬,但他捐款也十分巨大;比尔·盖茨决定把1%的财产给子女,99%捐出去,因为企业是股份制企业,他的个人捐献并不影响企业发展。老板不等于企业家,暴发户就更不能等于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一种社会责任的自我定位,一种崇高职业的选择,创造财富、拥有财富并且合理支配财富,而不是人们所通常理解的,小鸟就吃一把米,整那么多干啥,早就够花了,该歇歇了。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挣钱,他永远挣不来太多的钱,因为他没有必要,没那个动力。就得让那些能挣钱的人必须为天下、为别人着想,这是天公地道。所以真正的企业家不等于很有钱,但是没钱肯定不是企业家,企业家是一种崇高的职业。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企业家自然就应该承担着社会责任,那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而不是私事。

中国商业文化重建的基础

中国商业文化重建既不能复杂化了,也不能主观人为地去做。中国市场经济正艰难地向前发展,商业伦理的构建之路必定充满挑战。

都说河南生产假药,其实全国到处有假货在生产。人们的这种商业伦理沦丧反衬着什么?反衬着这个社会缺少合格的道德榜样。过去清官廉吏不仅治天下,也是民众的道德榜样。现在抓出一个贪官,少说贪千万元,多了甚至贪上亿元,他本身不能成为人们的楷模,于是大家就想,假药好歹还有点药呢,黑心棉好歹也是个棉,贪官啥也不干,就整上亿元,凭借手里的权力拼命捞,表面还道貌岸然,还当精神贵族,这个巨大的破坏力很难使真正良好的东西建立起来。商业伦理必须在有序的、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确立起来,这个有序就是法制,然后才能产生真正平等的、自由的、公正的交换、生产和流通,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产生那种真正的伦理体系。

商业文化会改变人,好多人原来待人很冷漠,经了商,慢慢待人就开始和善,因为再拉着个脸,没人买他的东西,他被迫就得微笑。微笑久了以后,就感到很愉悦,别人也报之以微笑,这就是改变。

现在,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使得文化封闭被打破,文化开始多元化,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长久隐瞒,没有谁能够长久地欺骗谁。在网络上,一切都是瞬间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种新技术的应用在改变着生活,在为中国商业文化的交流、融会、学习、重建提供一种技术保障。



  作者简介杨卓舒,男,卓达集团总裁,北京卓达经济管理研修学院校长。

paper   2007-08-10 17:02:00 评论:0   阅读:2368   引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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