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化的突破方式问题:连续与断裂
 

摘要本文拟对原创文化的“突破方式”提出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本人认为,原创文化的“突破”兼有“连续”和“断裂”二义,西方的原创突破侧重断裂,中国的则侧重连续,各有其由来和价值,因此,我们在进行原创文化研究时,尤其是在研究中国的原创文化时,不能只注意断裂,而忽略连续。

关键词:原创文化,突破方式,连续,断裂

中图分类号:B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601-0023-05

 

原创文化的突破方式问题:连续与断裂

 

 

 

一、“原”与“创”、“起源”与“突破”是否有侧重?

王树人先生在兰州会上,对“原创性”一词的汉字字义作了解析。他认为弄清原创性一词的“原”字,对理解原创性具有第一位重要意义。他认为原创性之“原”,其含义主要取自“原”字中的三种基本含义:其一指“源头”,如果把文化比作一条奔腾向前的大河,那么原创性文化正是这条大河得以奔流向前的源头活水。其二指“根本”,原创文化对于后来的文化发展具有本原或基因的性质。其三指“原本”。原创性文化是独一无二的,是母本不是摹本。然后他对“创”字也作了分析,认为它有消极与积极两种意义,其消极含义主要指“伤害与惩戒”之义,而其积极含义则指“始造与开创”。他认为原创性之“创”主要指其积极意义。就是说,作为源头活水、本原基因和母本的原创性文化,是“始造与开创”出来的,是人类人性化的创造,是人类人性的积淀与升华。不过其中也包含着“创”字的“伤害与惩戒”之义,即在肯定中包含有否定。

接着在杭州会上,刘家和先生也以解析原创文化的含义为起点,探讨了原创文化与传统文化以及原创文化与文化创新的关系问题。先生认为原创文化兼有起源、突破二义,关键在于突破。他说:“原创文化有两重意义,一是‘原’,一是‘创’,雅斯贝斯的轴心期文兼二义,而重在‘创’。如果只重原而不重创,那么原从何起?实在是迄今人们尚无从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兼重原与创,而重在创。”这里所说的雅斯贝斯的轴心期含义,先生引用了两点。其一是雅斯贝斯在其《历史的起源和目标》第一章中,用一句话作了确切回答:“历史的最深刻的分界线(裂口)就在于此”。其二是雅斯贝斯对“轴心期”根本特征常用的一种表述方式,就是“突破”,Der Durchbruch /breakthrough。这个复合词包含了breakthrough两重意思,break表示的是破裂方面的意思,through表示的则是经过、穿过、通过的意思。先生认为,这和《易传》所说的“变通”的含义相当。变就是从一种状态中破门或超越而出,通就是进入或转化为另一种状态。所以突破或变通兼有断裂与贯通两个方面,是断裂性与连续性的统一。

      两位的解说和看法对我有推动。在最初提出原创文化研究的问题时,我对何谓“原创文化”,它与雅斯贝斯“轴心期”的关系,也有过某些简要说明。但我没有分别讨论其中的“原”和“创”的含义,对刘先生所说“原创”兼有“原”和“创”亦即“起源”和“突破”二义,应重在“创(突破)”的意见,更没有专门研讨过。读后便感到有新意,尽管在赞同中也有保留。因为我对树人讲“原创”一词中“原”字的含义对理解原创性具有第一位的意义,也有同感。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表述如下:对于原创文化或轴心期所具有的原与创、起源与突破两重含义与相互关系应如何理解,两者间有所侧重的提法是否恰当?

二、“突破”兼有的“断裂”与“连通”义的关系问题

同上述问题相比,还有一个与之相关却又与之有别的问题。刘先生在谈到对原创文化中“原”与“创”两重含义应重在创的时候,对这个“创”字亦即“突破”进行诠释时涉及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汉译词“突破”在雅斯贝斯原文中是Der Durchbruch,即breakthrough,是个兼有“断裂”与“贯通”(或“连续”)两重含义的复合词。先生认为对此两重含义要有统一的理解,没说是否该有所侧重。不过他所引用的雅斯贝斯的话却显然是有侧重的,如用“历史的最深刻的分界线(裂口)”这样的表述来讲轴心期的意义,便是只用“断裂”来讲突破。引用雅斯贝斯以解释轴心期的突破或我们所说的原创文化当然很有意义,不过我以为对他提出如下质疑同样也有必要。这就是:如果“突破”兼有断裂与连通两义,那么在研讨文化的原创或突破时,只强调断裂而不注重连续,是否恰当?

王晓兴教授在兰州会上发表的《释德》一文,从中国原创文化特征的研究角度也涉及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研究了“德”的自觉在殷周之际产生到春秋以降的演变过程,然后他提到帕森思把轴心期当作“哲学的突破”来论述时谈到的如下观点:在希腊和以色列,突破的方式是清晰的,而在中国则表现得“最为温和”。结合着对中国原创文化中“德”的自觉过程所作的考察,晓兴发表了如下意见:“如果‘突破’意味着与前轴心期文化的断裂对立、突变,那么这个意义对于以孔子和老子为代表的诸子之学需要打很大的折扣,尤其是对儒家而言,似乎不存在这样的突破。” 不过,他接着又说,“如果我们把目光关注到殷周之际,就必须承认周人的‘德’的自觉不能不说是一种突破”,“诸子之学所表现出来的突破方式‘温和’的主要原因是诸子对西周所建立的文化的认同。”

晓兴的研讨有两方面使我很感兴趣。首先当然是他对以“德”的自觉为中心的中国原创文化研究,这是文章的主要部分。中国文化以天道与人德作中心,所以从与天命相配的“德”入手来研究中国文化原创的精神是恰当的。但通常都集中于孔老诸子的思想学说,晓兴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文武周公才是“德”的自觉的首创人,殷周之际的政治变革是产生这种精神自觉的历史摇篮;与之相比,孔老诸子不过是接着讲,在接着讲中有所演变罢了。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他认为我们不可只关注看似玄远深微的天命性德,而应考察其底蕴,即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活秩序中发生的种种变革与建设的情形。我认为他的这一研究成果颇有道理。我在研究希腊思想中也注意到有类似的情形。例如苏格拉底的主要命题“认识你自己”,最初就是梭伦等希腊七贤共同聚会时奉献给德尔菲神庙的,而七贤全都是政治活动家,包括第一位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在内,而梭伦则是雅典政治改革的首创人。后来这个哲学家关注的命题,也一直同希腊城邦世界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希伯来原创文化也有类似情形,因为很显然,摩西一神教义从其产生起,就同犹太民族出埃及的特殊历史经历相关,后来在迦南及流放巴比伦时所处的艰难生存境遇,锤炼了这一信念。所以我觉得晓兴的论文不仅对考察中国文化之原创有意义,对研讨其他文化之原创也有启发。

再一点就是他对帕森思关于中国原创文化的突破方式“最温和”之说的回应。他认为若把原创和突破看作与前轴心期文化的断裂、对立与突变,那就应该承认诸子的突破很少,而儒家几乎没有。不过他接着说,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殷周之际,就必须承认周人的“德”的自觉是一种突破。——这一讨论,实际上涉及了上面提到的那个重要问题,即对“突破”该如何理解的问题。这是因为他是同帕森思讨论的,而帕森思把突破视为同前轴心期文化的断裂,在这一点上他同雅斯贝斯没有分别。晓兴想对帕森思看法有所修正,但他没有质疑帕森思的突破概念本身,因此我觉得还有问题,引发了更多的疑问。例如,殷周之际虽有重大变革,难道连续性不也很强吗?周本来臣属于殷商,文王与纣王是在密切关系中发生争斗对抗,是学了殷商文化强大了自己之后才会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和作为的。武王克商后还专门向箕子请教,箕子对他系统阐述了殷商历代祖先所认识到的来自上天的安定下民的常道,记在《尚书·洪范篇》。这一文献不仅受到周人高度重视,也是中国历代政治思想必读文献,其中就有不少关于“德”的内容。周公孔子及诸子都把周礼看作因循(继承)夏商而有所损益(创新)而来,从来没有认为其中有断裂,应该说是有根据的。那么现在要问,如果我们只把断裂视为突破的标准,那么面对上述史实,还能不能说周人实现了突破和原创?另一方面,孔子老子和诸子在春秋以后对德的自觉和阐发,新提出的那些深刻的思想智慧,如孔孟所说的仁与仁政,《周易》《老子》所说的天人道德哲理,不仅夏商没有,文武周公也无法比拟,为何又不能明确地称作突破,只能勉强说是“最温和”的、“很少”的突破,甚至“几乎没有”突破?

这些问题促使我重新考虑雅斯贝斯(或帕森思)的说法。我想如果总停留在只用断裂解释突破的框架里,恐怕很难研讨中国文化原创的问题。在“突破”本来兼有断裂和连续双重含义的启发下,我就试图提出如下一个问题来思考:对于文化之“原创”或“突破”,除了用断裂来讲,是否也可以从连续来讲?如果可以,有些难题就不难解决了。不仅如此,我感到还有可能为我们研究原创文化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因此我认为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必要和很有意义的。但是明确提出问题,也就意味着要作深入的分析和批判的考察,诸多疑难和意见分歧是不能避免的。这些只有通过大家共同研讨与切磋,才能逐步解决。因此本文将只以提出问题为主要任务。

三、再说几个关键词的语义问题

既然“突破”兼有“断裂”与“连通”之义,要考察原创文化的突破方式,就必须研究断裂或连通在突破中各自所起的作用,和两者交互的作用。为此,在进入考察之前,我想对三个关键词的语义再作一点讨论。

还是从雅斯贝斯使用的Durchbruch一词说起。这个复合词前半部分Durch的含义是:在空间中的穿过、经过、通过,在时间中的持续,作为方法与工具表示由于、通过。后半部分Bruch指破裂、断裂、折断、裂口。译成英语时用的是breakthrough,其义也是由“通过”和“断裂”复合而成,但前后次序反过来了。在Durchbruch中,突破、冲破、冒出、出现、显露等含义,表示的是在持续和连通中出现的断裂。但breakthrough却是先提断裂再说通过,按《韦氏大辞典》解释,是指An act or action of breaking through an obstruction, check, or  restriction。这个意思,其实只是指“一个冲破阻碍或限制的行为”,要是照猫画虎地译作“一个‘通过’阻碍或限制的‘断裂’之行为” 就很别扭。可见这里的through /“通过”的含义很特别,只用于解释breaking这个动作,和通常所说的连通含义不同;而这里的breaking也很难单独出来译成断裂。勉强地说,就像有物冲出瓶颈似的“通过”一下,而这冲出也就是破裂或“断裂”了。不过合起来表示冲破、突破,还是明白的。可见就是同为西文,虽然Durchbruchbreakthrough两者都能表示突破,也都有断裂与连通两个部分组成,其含义与色彩也有差别。不过对于雅斯贝斯来说,其轴心期观念强调的只是“断裂”、“裂口”义,breakthrough反而更适合,所以关系不大。

在汉语词中有哪一个能明确显示兼有断裂与连通之义呢?汉语“突破”一词构成中没有“连”、“通”或相似字义的成分,所以它本身不能表示兼有断裂与连通之义,而只表现了Durchbruch/breakthroughbruch/break一个方面。先生用《周易》中的“变通”来讲Durchbruch,似乎更能表示其中兼有的两义,因为里面有个“通”字,而“变”指新旧更替也带有某种断裂之义,只是不像break即断裂、决裂所表示的那样强烈。所以我认为,当我们讨论“突破方式”的问题时,不知不觉地在用语中已经隐含着偏重断裂的考察倾向了。也许用“变通”的提法好些,对研究中国文化的原创方式更合适些,但未必适合讨论希腊和希伯来的原创文化,以及西方学术界通行的语言习惯心态。因此我们在本文中仍然使用“突破”一词,只是应当提醒人们注意:它兼有的两义不可偏废,使用它时人们的联想容易引向片面。

在文化研究中涉及语词和它们的语义时,我想有两方面似乎都需要用点心,花些气力。一方面,应当严格地限定关键词,以便作必要的语义逻辑分析。应当紧紧抓住“原创”和“突破”,“断裂”与“连通”这几个词,规定其基本含义,分析其本质关联。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上述每个关键词都有一大群与之相似相关的词语。它们与关键词大同而小异,因此就其基本相同而言,我们对关键词语义的逻辑分析也适用于它们;但它们又各有其运用的不同场景与特色,色彩纷繁,浓淡各异,如或褒或贬的味道。例如“连通”就有连续、通达、和谐、联合、统一、一统等许多相似词。说它好,人们会用“和谐”、“太平”之类词语,说它不好,就会用“平庸”、“保守”、“缺少新意”之类 。“断裂”也有决裂、分离、割断、对立、斗争等相关词。肯定时会用“自由”、“独立”、“飞跃”、“创新”、“超越”等等美好之词,否定时则会用“纷争”、“割裂”、“冲突”、“创伤”等形容。中外语词都有“家族相似性”现象,也都会对同一事物或词义或褒或贬,取不同的态度。中西文化侧重的不同,会使我们碰到语言表达中极其微妙的差异。文化研究中某些精微处往往就蕴含在这类差异中,所以也很需要留意。所以我认为在词语方面,把关键词的语义逻辑分析,同具体运用中对相似词的精心体会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是非常重要的。

四、侧重断裂的突破观:由来和重大价值

在对轴心期的“突破”或对 原创文化中的“原创”如何理解和评价的问题上,实际上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我想先从现在占主流的观点说起,这就是侧重断裂的观点。西方学者大致都持这种观点。中国人在历史和文化上历来重视连续性,故而有另一种看法。近代以来有所改变,也因此得到了重大收获。所以从这种观点谈起是必要的。

西方人特别看重断裂在文化创造和突破中的作用,最明白的原因是他们的文化从源头起就展示了鲜明的断裂性格。希腊如此,希伯来更突出。

先看希腊的情形。希腊人在文化上同前轴心期的民族没有直接的连续性。他们来到希腊这块土地之前,周围的埃及和两河流域早已经历了长期的文明发展,相比起来,希腊民族是个年轻的民族。因此如希罗多德所说,希腊人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很努力地向别人学习。但他们的特点决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对学来的东西接着就是进行改造,创造出非常新型的东西。希腊文字就是从腓尼基人学来加以改造的结果。几何学更是知识上的突出创造,它把诸如埃及的土地测量之类的经验知识,变成了一种在性质上全新的纯粹推理的理论知识。希腊神话中许多神灵都是从别的民族学来,然后成了自己系谱中的全然是希腊趣味的诸神。这些已经表现出,希腊同前轴心期的和周边的民族之间,虽然存在着文化上的继承和连续的关系,但这类继承连续对希腊人不会成为包袱。而希腊人作为一个年轻的民族,他自己先前的文化主要只是一些以史诗和神话形式传下来的历史故事,继承下来对其创新也没有很多妨碍,不是什么重大的包袱。因此希腊原创文化的突破,尽管假如没有早就存在的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就绝不可能出现,却不是以接续他们(连续)而是以超出它们(断裂)为特征。

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其文化原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突破方式也非常鲜明。梭伦、克尼斯梯尼的改革,使先前的氏族制度及其贵族统治制度消亡,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制国家。它使希腊的政治制度不仅同周边民族完全不同(这当然是断裂),也同自己的古代显著分别开来。

最后从智慧来说,希腊哲学之原创更鲜明地显示出人类认识或知识能力的巨大飞跃。它始于对“自然”的经验观察与思考,不久就超越了这个阶段。为了明确分辨意见与真理,巴门尼德用了几乎不能为人们接受的方式——竟然会否认运动和多——提出哲学中划时代的概念being。希腊人特有的用逻辑理性寻求真理之路从此开辟出来,才有后来哲学向ontology的发展。

让我们再看以色列人的突破方式。摩西五经中形成的一神教义,包括神的公义与大能(行在人看来完全不可能之事),以色列民只信耶和华一神和反对任何偶像崇拜,等等,这些构成希伯来文化核心的教导,都极其清晰和坚定地把以色列同其他一切民族一切文化严格地划分开来。无论它是埃及的,迦南地其他民族的,还是巴比伦等中东其他地方的古老或当时的文化、习俗和宗教,凡与此不同者都一概坚决排斥。这是何等鲜明的断裂与超越!

圣经《创世纪》中的创世故事,在轴心期各种原创文化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最具超越性的一个。而它所说的正是希伯来人对“原始创造”本身的看法。

多谢Dr. Wayne Horowitz上次会上提供的论文。他是犹太学者,又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有深刻研究,双重身份使他的研究更有说服力。他明确指出:犹太创世说同古老的两河流域创世故事之间是断裂的。通过仔细检查各种资料,包括从公元前三千纪的苏美尔传统直到两千及一千纪的阿卡德传统在内的、保留下来的和新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中有关创世神话的各种作品,他得出了如下结论:“在所有的说法中,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所谓通过语言或思想的‘从无中创造(Creation ex nihilo)’。相反,古代两河流域的创造神话给出的是一个通过自然方式从原始材料中建造出世界的理论,所有物质和生命最终都是从这些原始材料来的。” Samuel Scolnicov在兰州会上的发言也提出了类似论点。他在对照希腊哲学讨论圣经创世说时,表达出这样一种见解:希伯来原创文化的突破方式或断裂性格,远比希腊人如柏拉图和所有希腊哲学家突出。或者说,是整整高出一大层次。他分析说,希腊人把“自然”视为终极的根本存在,因此他们认为离开了自然这个根基和源泉,就不可能有绝对的价值。但是圣经所说的创世,靠的只是神的意志,而神的创造是没有原因可说的。因此,对希腊人来说,希伯来圣经的创世说是不能接受的。

正是这种由断裂和超越而显现出的文化与精神高度使人感到震惊,对各民族产生了普遍性的巨大吸引力,希腊和希伯来文化才在古代世界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首先是希腊文化的传播,它始于亚历山大的帝国时代。在环绕地中海的欧亚非广大地区众多民族的融合交流中,希腊文化成为当时公认的主流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尊崇、模仿和学习之风盛行,使这个时代打上了“希腊化”(Hellenism)的烙印,犹如近现代全球的“欧化”或“西化”那样。但是,在这个希腊文化所向披靡的时代,有一种文化却并不随风倒。它在吸取希腊的同时不仅坚持了自身的独特性,还向希腊罗马的主流文明发动了精神上最深刻巨大的挑战。这就是希伯来的原创文化,就是以摩西一神教义为中心的犹太教。其结果中最重大的一方面,就是基督教对希腊化罗马世界的普遍征服。《新约·哥林多前书》记述了保罗传道遇中遇到的思想冲突:“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从希腊的观念看,信基督是不智的“愚拙”。保罗引用旧约中“我们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的话,指出“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这段经文鲜明地显明了源于希伯来和希腊的两种智慧观的对立。所以基督教对罗马世界的普遍征服,包含着希伯来的唯神智慧观对希腊的哲学智慧观的重大胜利。

对中国人来说,对西方文化及其源头希腊和希伯来知道得是太晚了。西方人早就经历过的那段历史感受,我们现在才刚有些类似的体验。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才突然发现并逐步清醒地意识到原来自己落后而西方先进的现状,而落差之大更使我们震惊。这才下定决心要学习人家、终于走上了同现代世界主流文化接轨的历史发展之路。作为也有自己原创文化的伟大民族,中国何以会同西方有如此巨大的差距,而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又如此艰难反复?原因当然很多。但从文化的基因而言,中国人历来注重的是连续性、一统性,而西方从希腊、希伯来起就强调断裂性和超越性,不能不说是有重要关系的。

简言之,断裂能使文化的创造和突破显出高度,断裂的强度能使各种文化的水平显出落差。这是从断裂的视角考察和评价突破方式的重大意义。

五、新视角——侧重连通的突破观

现在来谈第二种视角,从侧重连通方面来看突破方式。雅斯贝斯没有想到要采用这种视角,尽管他所用的Durchbruch一词中兼有连通的含义。如上所说,偏重断裂本是西方易有的倾向,所以西方学者对雅斯贝斯没有提出异议。现在我们提出也可以有侧重连通的看法,好像是一种新说,不一定能被认可。但我认为这对中国学者来说却不难接受,至少比较容易被理解。因为事实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直到近代之前,都是以连续性为特征的。首先,中国的原创文化就是在连续中实现其突破的。后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更以承续、贯通为其演变发展的特色。例如强调“道统”(以及治统)和各种“大一统”的观念和现象,即是此类文化倾向的明显表现。“统”就是由连通形成的,合乎“道统”的政治制度(治统)以及其他种种大一统的作为,为历代视为“正统”和“正宗”。这种情况只是到西方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才改变,中国历史和文化第一次出现了空前的断裂现象。

在中国自身原创和传统的历史和文化中,强调连续和贯通是很正常的情形,断裂则被认作反常。这种文化心态决非凭空而来。与西方情况(包括希腊、希伯来的在内)颇为不同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的华夏众多民族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割开或断裂过,他们的文化创造也一直在互动中融合、演变与发展。彼此“连”、“联”、“通”、“统”,形成了中华民族本身,也形成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本身,主要是前进和创新,虽然也包括着它的负面。

例如,即使殷周之际那样意义重大的突破,其历史和文化的承继和连续也仍然清晰可见,十分密切,并没有中断或断裂。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个话说得是准确恰当的。“礼”指国家的政治制度,“损益”就是继承和发展。周代商,在政治制度上是继承和完善。从其核心宗法制度考察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固然可说对“德”的自觉始于西周,却不能说商代、夏代乃至更前时代就没有这种自觉的成分。不过周人才把它推进了一大步,使那些成分系统、明确、郑重和完善起来。因此尽管孔子强调“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也不认为殷周之际是断裂。同样,后来儒道墨诸子关于中国政治、伦理文化和智慧的论说,从来不以追溯西周变革为限,总是还要追溯到尧舜禹汤。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

我在《中西人论的冲突》中曾指出,中国人对人之为人的自觉,其核心是“人伦之道”。按照孟子和司马迁的记述,这种教化是从舜命契为司徒施行“五教”的时代开始的。而文武周公所说的“德”,孔孟儒家所阐述的“德治”、“仁政”的政治思想,以及囊括儒道墨各家在内的天道观和政治伦理观念,其核心无不是人伦之道。只不过它随着历史和政治的演变越来越复杂化和宗法化了:按《史记》记述,五教只有“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几条,即家庭中最自然的亲子关系和兄弟关系两项,没有后来“五伦”那样齐备,更没有君臣上下等级性的宗法关系。从氏族制度下的家庭、家族的比较合乎自然的人伦关系,变到宗法制度下的家族和国家的人伦关系,当然是历史的巨大变革。但这也分明是连续和继承中的演变,因为核心仍然是人伦关系,它始终是构建政治制度和伦理关系的文化核心。而人伦就其原于氏族、家庭和家族的结构而言,无疑是人与人之间的血脉亲和关系。因而对人伦之道的自觉所要强调的,自然是家族与国家的整体连续性,所有个人同他的家国之间的亲和性。

孔子提出了“仁”的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又一重大突破。“仁”也根源于人伦之道,是接着“德”来说的,是对它的进一步提炼。“仁”这个词,指“二人关系”,现代西方哲学称之为“主体间性”,其实孔子早就讲过了。其形象比喻就是种子的“仁”。比如一粒花生仁吧,这个生命体最显著的部分是它的两个大瓣。两瓣分别得很清楚,可以说有断裂、裂口。但是它们真的能完全分开吗?不!你把它们完全分开,就没有生命了。两瓣之间永远有一个很小的东西连着它们。正是这小小的胚芽使这粒花生仁的两瓣保持着连通,使整粒花生仁保持着生命的能力。同样,所谓“仁”的精神自觉,就是要人在人伦关系(都是成双成对的,如亲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中保持“连通”,保持不可分割的一体感,要求人在生活与伦理各方面都做到知情意的沟通,实现相互的关爱融洽。可见“仁”既是自然的生命原则,也表达了人伦即人文的生命原则。“忠恕之道”作为实践“仁”的方法也突出了连通的原则。“忠”指你要诚心待人和爱人;“恕”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就能体谅和原谅对方。这都是对于沟通和一体感的强调。真正说来,如果人与人没有沟通和一体感,当然就不可能仁爱。

因此中国人在智慧观方面也以对立面的连通、互动、和谐与统一为显著特征。我们表示对立面很少用“中性”或“无性”的词语,而多为“成对”的或“异性”的词语。其最高概括“阴阳”,可指诸如天地、上下、刚柔、父子、夫妇等各种情形,都属原为一体的两个异性侧面,其关系虽有对立却不是外在的,也就决不会断裂。这种对立(阴阳)与统一(太极)原是一回事,中国人认为这才是能够涵盖天道、地道与人道的根本原理。

上述种种,我想已经可以说明在历史文化的发展包括其原创性的突破中,确实存在着连通性占主要地位的事实。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能说明这一点。在我看来,如果雅斯贝斯认识到并认真研究过这一事实,他的全部轴心期学说恐怕就要重新写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认识和研究这个事实。

六、轴心民族进行文化原创的不同历史地理舞台与生存处境

如果我们把人类文明的摇篮——欧亚非旧大陆——的地图打开,就可以看到在它的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巨大的中心地带。东头是中国大陆腹地,西头是环地中海东部的亚非欧交会地带,这两块广大的地域都有适合人类生存的种种条件,尤其是早期文明赖以奠基的农耕条件,如中国的黄河、长江中下游、西亚两河流域、非洲尼罗河中下游。所以古代就有许多民族定居和繁衍生息在这里,更多的民族也被吸引向这里迁移和集中。这就形成了人类古代文明两个最大的中心地带。我们如果把这两个地带各用一个圆圈表示,我想对理解东西方极其有趣的差别,包括古代中国、希腊、希伯来文化“原创”与“突破”倾向不同之由来,会有不小的帮助。

按照雅斯贝斯的说法,人类历史在古代经历了三个时期,所谓普罗米修斯时期(形成语言、学会用火、制造工具、畜牧,最后是学会农耕、定居和建造房屋村寨乃至城郭等)的第一时期最早,经历了数百万年之久。然后是所谓古代文明时期,特点是“规划与组织”,如古埃及、巴比伦等大型国家组织和金字塔、大型灌溉系统之类出现。文物考古与文字记载告诉我们,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古王国要比中国的商王朝乃至夏王朝还早。最后才是第三个时期,产生人类精神自觉的轴心时期。

现在我们就分别看看这三个时期在旧大陆东边和西边的情形。在西边这个圆圈里,三个时期分别由不同民族承担,最后只有希腊和希伯来这两个较小的民族成了轴心民族。但在东边圆圈中,却无法用中国大陆腹地众多民族之一或某几个来讲三个时期的分别。其轴心期创造也只能用华夏民族整体来讲,用源远流长的圣贤心传的连续发展表示。其中西周文武周公,春秋孔、老、墨,战国诸子百家,虽可作为显著标志,但从大家都“言必称尧舜”来说,还可以上溯。而往下说,直到秦汉中国才实现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大一统,形成了汉民族本身。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期在几个基本方面和希腊和希伯来不同。1、主体不同。作为轴心民族,西方可以标出希腊和希伯来,因为他们同前轴心期民族及周围其他民族没有承续和贯通的关系,而是分离(希腊)和断裂(以色列)的关系。但是在中国从传说的炎黄时代起,“百姓”即各个不同的部族或民族,就一直在武力争战和文化互补中走向融合。分别言之,三代的夏商周,或战国的秦齐吴楚,本来都有很大差别,若以西方标准衡量可说是不同民族;但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个从华夏整体中断裂、独立出来,成为另一民族,而是融合为后来的统一的汉民族。2、三个时期的关系不同。在西方,三个时期之间是断裂的,例如希腊和希伯来人的精神自觉同其前轴心期文化(古埃及、两河流域等)似乎没有连续性可言,我们看到的只是跳跃和断裂。但是在中国,这三个时期是连贯的。

这种分别,对古代人来说有其自然的原因与合理性。正如雅斯贝斯所说,第一轴心期在分散于世界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中发生,对早期人类是很正常的。只有到了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人类才可能走向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地理的种种情况,例如气候的冷暖,宜于放牧的草原或宜于农耕的平原和河流地带,对人类的生存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交通方面,富于海湾、岛屿和风向稳定的海上环境,平坦的平原与河流湖泊,对古代人来说,是良好的交通条件;而穿越远洋、高山峻岭和大漠,在古代则几乎没有可能。因此我们在考察古代文明的时候,对其地理特点要有更多的注意。

首先,欧亚非旧大陆虽然相连,不像美洲和我们隔着两个大洋那样远不可及,但它的东西两头在古代却是基本隔绝的。中国大陆及其周边地区本身虽地域广大,但北面大漠严寒,西边世界屋脊,西南是崇山峻岭和深不可测的大峡谷,很难再向西了。于是成了一个很大的自成一体的世界。汉武竭尽全力也只能开始通西域,后来唐僧“西天” 取经到了印度,被看作近于神话的故事。这类交通在古代,真比“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还要难上千万倍。而在西边,东地中海沿岸地带也自成一体。亚历山大的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势力最多达到印度边界,也无法再向东发展了。中西历史文化长时期隔绝在古代属地理使然。

其二,东西两大圆圈中产生的原创文化各自所具有的显著特点,更与其历史地理和生存的具体条件相关。环绕东地中海地带的各地区各民族,享有海上交通的便利,也使他们彼此有适当的隔离,便于保持各自的个性或独立性。其中,希腊又有其更为特殊的历史地理情境。其本土、小亚沿岸和其间爱琴海上的众多岛屿的地理位置,既便于和西亚、埃及以及希腊各邦相互之间海上交往,使商品经济和文化交流得以频繁进行;又与有广大腹地的大国不接壤、希腊各邦也多有分散,容易形成众多独立的城邦国家。在这个古老的文明地带,希腊人显然是比较年轻的民族,加之其先后迁移来的几支,伊奥尼亚人、多立斯人、埃俄利斯人,彼此多有冲突,使希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王国而一直是个多中心和纷争不断的世界。这种历史地理的和生活交往的活动,产生了各具特色的众多独立而自由的希腊城邦国家,并使城邦内部得以产生出以自由公民为主体的民主政体。希腊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轴心民族,是以上述种种条件的综合作背景的。至于以色列人能够成为轴心民族,更与其特殊的生存处境相关。如出埃及,如一直在大国威胁和冲突的夹缝中求生存,流放巴比伦,等等。迦南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犹太民族最为独特的艰难经历,锻炼和造就了他们那种最为独特的一神教文化和信仰。这些情形,在希伯来圣经中都有生动、丰富和深刻的描述。希腊和希伯来原创文化,不可能产生于此地带中的占有广大内陆腹地的大民族或大国(如埃及、赫梯、波斯、巴比伦等),正因为其特色是分离,是鲜明的“断裂”。

而在东边,中国这个圆圈的情况正好成为对比。这是一块广袤的大陆,生活其中东南西北各地的“百姓”(即众多部落或民族)本来就连成一片,只有些山脉河流既划分也联系着他们。所以从传说的炎黄时代以来,中国历来只讲不同地方或民族的特色,没说有断裂。即使如云贵川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会不时出现某些“夜郎自大”的割据现象,主线仍然是与中原及汉族保持连通,向中心靠拢。在这样的条件下,华夏各族早就以逐鹿中原的方式进行整合,以文化交往的形式进行融合。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心态上,“分”与“合”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在连续与统一中从来就保持着多样性和差别性,但是这些分别从来不会过度,不会达到断裂的程度。

 

参考文献

[1]Samuel Scolnicov, Imitating God: Man as reason and man as will.原创文化与当代教育—原创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C].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8.

paper   2007-08-10 15:59:35 评论:0   阅读:332   引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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