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民社会的文化建构:从身份走向契约
 

摘要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典型身份社会。社会结构呈现“差序格局”,身份是获取特权的主要途径,个体具有高度的依附性。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和泛行政等级制度,将社会建构成一个超大型的科层结构,社会呈现准身份特性。市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契约社会。市民社会与契约精神内在关联,自主、平等、法治成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呼唤契约文化、契约理论和契约实践,以推动体制变革与制度创新。

关键词:市民社会  身份  准身份  契约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601-0032-03

 

市民社会文化建构:从身份走向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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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经济、政治领域改革的深化和拓展,社会自治领域日益扩大,长期形成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一体化模式正趋于解体,国家与社会二元性分化的历史性变迁开始进行,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市民社会正在发育、成长和崛起。其建构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题。市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的高度理性化的社会。就文化特质而论,中国传统社会以身份为根本特征,现代社会以契约为根本特征。中国市民社会的文化建构是从身份走向契约的历史进程。

一、传统社会的身份特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身份社会。身份是一种先赋的、常驻不变的人格状态,是判定人们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的基准。它源于父权制家族的隶属关系,人们一旦获得了某种身份,就意味着他获得了与此相应的种种权利。人们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及整个社会的秩序都是依据身份关系来调节和整合的。在此社会格局之中,群体而不是个人,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任何个体都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和后天的努力挣脱家庭和群体的既定网络,而为自己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

中国身份社会的发端可追溯至中华文明的“轴心期”——西周至西汉。周礼开宗法制度之先河,把个人的等级关系建基于宗法血缘等级关系之上,两者巧妙结合、互为表里。在此架构中,家国高度同质同构,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皇帝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拥有超验的、至上的权威。这种宗法制度在西汉得到了强化,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指引下,建立了新的统治制度,奠定了其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基本模式。人人身处“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规范之密网中。个体来到世间就会获得特定社会身份,就被定格在此网的特定环节之上。这种制度有效地维护了贵族统治,维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秩序。它们公开地或隐蔽地、合法地或不合法的支配着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毋庸置疑,它同时极大地压抑了人的生命本能、自由和创造性。扼杀、摧残了人性,造成了中国国民的依附性、保守性和奴性。这种社会是有秩序的,但它是一种封闭的、僵化的秩序。

中国传统身份社会具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社会结构呈现“差序格局”。以人伦为基石,以己为中心,推出与自己产生社会关系的人群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关系,每个人在不同时间、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也是不同的。“差序格局”超越规则的束缚和一切制度化的秩序,成为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根本准则。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制度总是依人事更迭而突变,稳定持久的理性化制度始终无法建构的关键所在。这种格局使人与人之间自设樊篱,使社会分崩离析。正如马克思所言:“封建制度就其最广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世界,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处于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各自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观点、感情、权利、习俗和生活方式,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思想、情感和追求。

第二,身份是人们获取特权的主要途径。在身份社会,身份是决定人们地位尊卑、权利大小和义务多少的根本标尺。“人的肉体能使人成为某种特定社会职能的承担者。他的肉体成了他的社会权利。”人一出生就被分为三六九等,身份生存重于个体的生理生存。身份是权力配置的根本标准,身份不同,权力有别。身份等级越高,权力越大,身份的等级决定着权力的大小和有无,身份使权力分殊化和特权化。讲究身份其要旨就在于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因为身份是特权的渊源,是获取特权的合法性根据,要享有特权就不能没有身份依据。这必然促使人们崇拜身份、崇拜权力、惟上是尊、惟命是从。“身份不但成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要素,甚至也成为人生价值观的主导因素。长久浸润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为传统中国人强烈的身份价值取向和身份情结。”

第三,身份社会是典型的人治社会。身份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与之相伴的是君主集权制,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分布体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特权阶层支配着公共权力,权力依附于权力的拥有者。身份体现并维护和强化着人与人之间不平等。这种主体社会地位的普遍不平等使法治的社会基础荡然无存。法律成了少数人保障其特权的工具。因人立法,不同身份的人适用不同的法。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尽管中国也有法家“垂法而治”的思想,也有严酷健全的“吏治”,但法律终究不过是统治者驭民、治吏的工具,从未曾有过法律真正有效地约束统治者和国家权力。

第四,身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是一种以家庭为主要生产生活单位的家长制经济。家长拥有生产生活的决策权和指挥权。国家是“国”与“家”的合一,“国”借助“家”而成之“国”。“家”的血缘亲情、家庭礼教、依附顺从使“国”具有了亲和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等次制度放大到国家就是社会的等级制度,君主专政制度是社会等级制度的政治外化。在家庭与国家这两极之间,社会体系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因素。“中国的国家政权在历史上就未曾遇到过来自世袭贵族、教会和组织有素的商业资本,或政治上强有力的军人团体的强烈竞争。”

自然经济是一种以狭隘地域为限的封闭型经济。它的封闭性决定了身份社会必然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重身份、尚经验、重人情、尚礼教。论资排辈、长幼有序是最常见的现实表现。不同地域形成不同的“熟人社会”,事实上人们处于相互隔绝的分离状态。

概之,身份社会是与宗法血缘关系尚未分化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自然经济相伴而生的。自然经济必然产生身份拜物教。它使个人具有高度的依附性:对家庭的依附,对土地的依附,对权力的依附,直至对最高权力拥有者——君主的依附。这种高度的依附性使个体的自主、平等从根本上失去了成长的土壤。

二、计划经济时期的准身份特性

与西方社会“传统——现代”的二分模式不同,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存在着一个以计划经济为根本特征的政治主导阶段。计划经济时代,个人不再依附于家族,而是依附于整个国家。以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为基础,国家机构几乎垄断了全部社会资源及其配置权,生产者唯有通过国家机构的中介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相配套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和行政制度使这一时期呈现准身份特性。

(一)城乡户籍身份制度。1958年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度将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严格区分开来。在全国普遍实行与之相配套的生活资源按户籍定量、用票证供应制度,计划性极强的人事管理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它们在城市与单位制紧密结合,在农村与公社制紧密结合,国家把所有的社会成员和生产生活资源置于强有力的行政控制之下。城乡户籍身份制度带有很强的先赋性、稳定性和职业范围的有限性。它造成了我国城市和农村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失去流动的自由。城乡身份壁垒束缚了占中国人口最大比重的农民的劳动生产、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城市,人事管理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把招工与招干,把工人的调动和管理与干部的调动和管理严格区分开来。基本形成两种社会身份群体:干部与工人。通常干部编制的待遇要远远高于工人。干部与工人两种身份虽不具先赋性,但同样极难改变。干部与工人的划分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等级工资制形成了城市中的社会等级并建构了按等级分配资源的制度。

(二)单位身份制度。城市人口大多隶属于某一单位,社会成员的身份差异主要取决于他与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单位的关系。社会成员被组织到不同的单位之中,社会普遍单位化,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也随之单位化。单位也是国家行政系列的基本要素,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根基,是国家政策的贯彻者。单位代表国家执行强有力的社会政治职能:单位负责其成员的监督、考核、奖惩和管理;单位负责分配住房;单位提供社会福利和保障;单位还是个人找寻归属感和心理依托的对象;单位有时也代表个人与国家谈判或向国家表达利益诉求。单位本身的身份特征及与之相伴的在行政等级、资源、地位、声望等方面的差异被直接对象化到其所属成员身上。

(三)泛行政等级制度。1956年,在颁布城市干部级别和工资分层标准时,国务院以此标准为模本对其他社会体系做了等级分层。以干部行政等级垂直分层作为全社会分层的基础和标准,并由此派生出全社会的分层体系。整个社会都被泛行政等级化,“行政关系和行政地位在相当普遍的社会范围内成为人们社会地位及其关系的结构性基础,致使权力成为标志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外显特征之一”。计划体制将整个社会建构成一个超大型的科层结构,所有组织都被等级化和层次化,其顶端是权力中心,它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分布网,逐级控制数量递增的下属层级,不同层级拥有不同的权力。行政工资级别成为社会财产和收入分层的本位体系。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的福利、待遇、服务制度。泛行政等级制使社会的权力分层、声望分层和收入分层三者高度一致,这也强化了官本位制本身。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城乡户籍身份制度严格限制了两大阶层的自由流动,通过单位身份制度实现了对社会和个人的全面管理与控制,通过泛行政等级制度和各种政治运动使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它们极大地增强了政府的社会整合和政治动员能力,使中国在建国后很快“结束了自清中期以后逐步形成的,最后以军阀混战形式表现出来的总体性危机;在总体性危机结束后,加速进行工业化,以富国强兵。”但是,随着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这种政府全面干预社会和个人事务,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计划体制模式,日益凸显其无法同时兼顾社会秩序和社会动力、无法平衡秩序与自由的弊端,并开始严重阻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市民社会的契约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的逐步退出,市场经济的迅速发育和社会生活的逐渐非政治化,市场逻辑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日益增强,自由流动社会资源增多;国家法治体系逐步完善,自由活动空间出现;社会自主机制和相对独立的“社会”正在形成;主体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等市民社会的自主性品格不断强化。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开始浮现。

市民社会与契约精神内在关联,市民社会的文化就是契约文化。在狭义上,“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它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在现代,契约内涵已被广义化。在经济层面,它是社会公认的让渡产权的方式,是创设权利义务关系的途径;在政治层面,它是联结政府与民众的纽带,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根源;在伦理层面,它是个人或团体信守承诺的道德体现。契约正逐步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根本行为规范。从传统身份社会到现代契约社会的范式转换的实质是人的解放,是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机会平等取代社会等级、用后天奋斗取代先赋特权、用法治取代人治、用民主取代专制的历程,是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变革。

当代中国的社会契约化体现着如下根本特征和价值追求:

(一)契约社会是自主的社会。在私法自治的向度,契约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契约的订立是在不受外部力量强制干预的状况下,自由选择的结果。契约自由内含缔约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和缔约方式自由。在契约社会,契约取代身份成为设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常规手段。当事人通过自由竞争,自己设定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社会关系契约化从根本上解除了对人的依附,造就了独立自主的个人。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国家与社会高度同质同构的总体性社会,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社会资源,并全面控制着社会生活,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时刻处于国家的掌控之中。今天,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支配已经多元化,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领域正在形成和扩展,社会生活的契约化进程随之推进,个人的独立性随之增强。个人对身份、组织的依附日益减弱,个人寻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空间逐渐扩大,新的角色群体、社会力量日渐活跃。

(二)契约社会是平等社会。缔结契约是以主体地位平等为前提的,缔约双方地位平等,既不允许当事人把自己提升为他人的主人,也反对把自己贬低为他人的奴仆。契约社会反对专制、拒斥特权,把人们的平等要求普遍化。它既包含主体地位的平等,机会的平等、权益的平等,也包含主体及其权利受法律保护的平等。社会关系契约化必然要求根除身份社会里形成的主人与奴隶、等级与特权、权威与依附等不平等的社会格局。契约是人们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基本交往方式,因而契约社会是一个互相协作的社会;契约是联结个人与个人及个人与社会的纽带,因而契约社会是一个有机团结的社会;契约使社会交往、变迁和整合机制理性化、制度化、规范化,因而契约社会也是一个有序和谐的社会。

(三)契约社会是法治社会。契约精神与法治思想密切相关,现代法治所内涵的人们对正义之法的渴望、对至理之法的认同、对至威之法的服从、对至信之法的信赖,正是源于契约当事人对公平利益的期待、对合理条款的认可、对合同义务的履行、对有效合同的信守的契约精神。[12](P76)社会关系契约化是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法律源于契约自由度的规定,且旨在实现契约自由。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契约过程为中介,契约过程是人们表达自由意志的过程,是把自由意志注入并提升为法律的过程,也是国家意志与个体意志相结合的过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必然要求法律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公共权力源于个人权利,其合法性源于对个人基本权利的维护和增进。公共权力不得逾越其法定边界,侵犯、剥夺个人的基本权利,治权(公共权力)是法治的重要内容。保障权利、制约权力、使权利与权力和谐共处是法治思想和契约精神的共同追求。国家不再根据人的身份而是依据人的行为统一立法和公正执法,只有在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才可能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精神也需要法治的支撑,现代社会对契约的法律保护是全方位的,它集中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对契约法律效力的确认和保障。其二,对缔结契约活动的限制。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表达不能有悖于社会公理和社会道义,不能有悖于契约精神。

(四)契约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主体的自由和平等是市场经济存在和有效运行的前提。市场经济是倡导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开放型经济,商品交换打破了狭隘的时空限制,斩断了传统的宗法血缘纽带,人们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世界”。市场竞争使社会从按权力分配财富的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权力是排他性的)走向按市场配置资源的正和博弈(市场是可以共享的)。

社会生活契约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市民社会就是契约社会。契约理念作为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交往主体间自由公正和意志自律的产物,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构成了市民社会的运作逻辑。市民社会正是以契约形式规范交往主体的行为,实现经济活动的公平和理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使与之相伴的自由、平等、互利、共赢的契约精神得以升华,超越经济领域,成为政治文化制度和社会秩序建构的普遍行为准则,并反过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自觉力量。

中国社会生活契约化是与市场经济同步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呼唤着契约文化,呼唤着契约理念和契约实践。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向就是把契约文化贯穿到相应的关系、结构和功能之中,形成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政治国家的内在逻辑相吻合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构造,推动自身的体制变革和制度创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将扬弃中国社会的宗法血缘纽带和封建专制传统,推进具有浓重人文色彩和理性传统的契约文化建构,使契约关系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契约规范成为普遍的社会规范,契约道德成为普遍的社会道德,契约精神成为普遍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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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步云,肖海军.契约精神与宪政[J].法治与社会发展. 2005,(3.



[] 作者简介伍俊斌,男,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

paper   2007-08-10 15:56:58 评论:1   阅读:1498   引用:0
后半段没有看太多 @2007-12-05 12:43:15  李文冠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现实状况是什么?这位官方博士的前面论述非常的职业,可是后面官样文章气氛浓郁,显然中国还是没有自由独立的思想者,探索者和成就收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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