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传统中的人性观
杨 适

摘要:人论是文化的核心,因此,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中,我们要抓住不同的原创文化关于人性的根本规定。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是以“人伦之道”为核心的人性观念。古希腊文化突出发展了以“自由”追求为核心的人性观念。希伯莱文化正是以唯一神的宗教形式同时维系和提炼人伦和自由这两种根本人性为特征。基督教文化是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的综合超越,有极强的普世性和超越性。我们要从文化的根源处来认识和研究基督教,并反思我们自身文化在原创性方面的长处和不足,以促进新的精神空间的成长。
关键词:人论 人伦之道 自由 信仰 原创文化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4)01-0010-04

一、关于研讨基督教和中国文化对话的几点方法论问题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讨已经有了长久的历史。这一研讨在今天更有其多方面的现实意义,因而受到学人关注。通过反复考虑,我觉得以往研讨中某些习用的观念和方法论模式似有重新商榷之必要。
第一点,我以为讲对话就应当首先澄清对话的对象。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其本根或特点究竟何在?同样,基督教究竟是什么,其实质和中心究竟何在?这是一切参加对话的人总应当首先搞清楚的问题。中国文化和基督教都渊源极深并有长久历史发展,内容极丰富,形态也十分复杂多样,因此无论从对话的哪一方面来说,都有一个如何澄清自己的问题,也有一个如何认清对方的问题。这一点说来容易,似乎人人都明白,其实不然,并不容易弄清楚。而在这点上失之毫厘,一切洋洋洒洒的言谈和文章就会离题万里,甚至谬以千里。我们的对话或会通是否可能、能否成功,前提就在搞清楚这个问题。
第二点,任何对话会通,都需要双方有可以相通之点、公约数或共同的基因,否则对话就既不可能也没有意义。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宗教性确实不强,它所强调的始终是人事;而基督教则是一种高级的宗教,它突出的是对神的信仰,在此前提下来关注人和人事,因而与一般所说的文化不同。一般所说的“文化”都有其强烈的民族性格和历史性格,而基督教所突出的是普世性永恒性,是对于民族性的超越,那么,在二者之间进行对话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其共同的基因又在哪里?这就是第二个大问题。
有人主张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之间对话,主要是拿出中国的宗教来同基督教对话,因为都是宗教才好对话;更多的人主张把基督教看作一种文化,即从文化的视角上来进行对话。我想这都不失为可以考虑的方案,但我还是认为前者视野未免过窄,所以后者更为有意义。不过这样做,就需要对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有比较恰当的分析和认识。宗教有很强的超越性,就基督教而言,基督作为和上帝一体的神是超越的,但他又是人,是“道成肉身”。这就意味着他的超越性和人性是联结的,他永远和生存境况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各民族人民同在。基督教是伦理性极强的宗教,全部圣经作为神人之约都是叫人听神的话成为善良的人,所以其超越性从不离人,从人和文化中才可见证神。正如圣经所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 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 当然,人的认识和行为是很局限的和充满罪恶的,唯有超越的神能、神爱,才能消除和赦免人的罪,使人间相爱得到成全。所以神爱既超越了各民族的不同的伦理和文化,又总是同它们相关联的。否则我们将不能理解神,他的爱对我们也就不再会有任何意义。
中国文化传统讲神和宗教的方面,确实不如讲人道的方面突出。它所强调的始终是“人伦之道”或“人伦之爱”的伦理道德。但中国人讲人伦也是以“天道”或“上帝”为最终依归的,其中便不能说没有超越性要素。我们所重的“道德”二字,按照古典的说法(如老子、易传),“道”即普遍永恒的“天道”,“德”即“得”,指人受之于天的人性和伦理。所以“道”和“德”相通一致,这也是超越性和人性的统一。不过由于中国人在传统上一直认为“天道远人道迩”,便把认识的关注只放在人事方面。由此便形成了一种“由知人而知天”的思想模式。它与犹太―基督教更侧重于“由天而知人”的思想模式是很不同的。 但天人既对立又根本相通一致,就容许有两条路径来认识天人关系:既可由天而知人,也可由人而知天;并且这两条路径应当统一起来。如果我们肯定了这点,那么神和人、超越性的宗教诫命与世俗的伦理文化,就能相通也必定能相通。
因此我们认为,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是能够相通和对话的。这种对话,是不同的认识和实践的路径的互相印证补足。其中当然有重大差异,那是绝不应该抹杀和模糊的;由差异对立又必产生彼此的批评,那也很自然,并彼此有益。
第三点,我们常常习惯于把基督教只看作西方的宗教和文化,因而通常的思路实际上是把这一对话纳入了中西文化??切的,难以深入到一些非常重要和关键之处,需要改进。从文化人类学的底蕴说,基督宗教是在希伯莱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的冲突和结合中形成的。罗马世界的文化基质仍以希腊和希腊化的传承为主线,有其固有的人性观念,与希伯莱的非常不同。在二者的交互作用下,才有基督教的新型人性观念。并且由此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中国文化有自己独立的悠远的历史,是个原创性的文化。因而与其他文化比较时,也应当先以人类学上同样具有原创性的文化作为对象,才有利于深入实质。
所以我认为,在考察中国文化同基督教的关系时,若想得到清晰的概念和研究线索,需要有步骤地进行:
(1)对中国、希伯莱和希腊这三个原创性的文化,及其人性观念和与之相联的天道或上帝观念,作分别的考察;
(2)对A、中国―希伯莱;B、中国―希腊、希腊化和罗马;C、希伯莱―希腊、希腊化和罗马这三种跨文化的关系,作分别的比较考察;
(3)在此基础上,借鉴已有的希伯莱传统和基督教与希腊、希腊化罗马传统二者,在彼此冲突中互补结合的丰富历史经验,讨论我们所关心的主题:基督教同中国文化的关系。并依据近代以来的经验教训,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的现状,来探讨新的可能性及前景。
不必说,这些步骤也是相互作用而不是机械的。
以上几点意见互相联系,目的都在澄清对话的对象。为了澄清对象,我们需要深入到对象里面去,要有一定的视角和方法,因此我把自己这些粗浅意见提出来。下面就用这些想法稍具体地谈谈我对本文主题――关于基督教和中西文化中的人性观念问题――的看法。
二、中国、希腊―希腊化罗马、希伯莱三种文化中各自的人性观念
我们说的“原创文化”,指的是在世界史上具有其独创性特征,并能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形成深厚传统的某种文化。它是不同的民族在其独特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形成和锤炼出来的。
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世界各民族最初都有某些共同的本性。但如孔子所说,“性相近,习相远”。由于各民族进入文明的历史条件不同,这些原初的人性作为潜能就会在该民族的生存历史活动中按照不同的方向发展,通过创造其各不相同的文化,实现为各有偏重与特色的人性。其中有些民族由于特殊的锤炼和经验总结,便创造出了极有深度的思想成果,包括宗教、伦理和哲学等等,其核心总是他们对于自己作为人的自觉意识,和与之相应的关于天道和天人关系的世界观。当着这些观念形成并确立之后,人们就会极其自然地把他们实际上是在历史中形成的那种带有特色的人性,视为普遍适用的唯一正确理解了的人性。只是到了各民族互相发生重大交往和碰撞时,他们才由彼此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发现原来别的民族对于人和人性的理解同自己的非常不同。
世界史上究竟哪些文化可以称作原创性的文化,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大问题。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几十种文化的区别,作为观察世界史的重要概念和方法。但是似乎失之琐碎,用处不大。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学者们最注意的似乎有西方、中国、印度三种(如梁漱溟的比较文化学说)。我个人对印度文化没有研究,没有发言权,但我想它应当是一种原创性文化。本文意图只在讨论中国文化和基督教的关系,就这一范围说,我以为只有三个可算是原创的。现在简略地谈谈这三种原创性文化对“人”和“人性”的自我意识,其特点是什么,各自有着怎样的原创性价值与意义。
(一)在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是以“人伦之道”为其核心的人性观念。这一点以儒家的亚圣孟子讲得最明白。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又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就是说,人与禽兽之别不在别处,只在人有“人伦”并能“察于人伦”(即“明伦”)。仁义道德不是为行而行的,明伦则行为自然合乎仁义。孟子指出,自觉地用人伦之道来教化百姓的是圣人大舜,他命司徒契开始做了这件事。周公、孔子和由孔子创立的儒家都是在继承着这个事业。孟子的这一叙述,是为了论证儒家强调人伦之道,是对古代圣人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完全正统。我们知道,舜命司徒契所教化人民的人伦“五教”尚属原始氏族时代的父权家族制人伦关系,其中尚无“君臣”上下等级之分这一伦,同孟子自己新概括出的“五伦”有重大区别,五伦其实是孔子所说的“小康”之世才建立起来的宗法制度下的人伦,和“大同”之世的人伦不同。因此我们应称之为“宗法人伦”。可见孟子和儒家所主张的人伦之道,其实已经不是原来的天道自然人伦,不过儒家却把这种宗法人伦也说成是最自然的,原于天道的人伦。所以中国人一说到人伦,总是称作“天伦”。这样,人伦就同“天道”“天命”联系在一起了。
如何认识分析人伦和宗法人伦的原则差异,对于正确认识和分析中国文化传统是一个关键性的大问题。但无论如何,“人伦”作为对人的自觉,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和基础)。这是一个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如西方)的明显的特征。其论证的依据仍在天和天道,所以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和天人关系也是围绕着“人伦”与“天道(天伦)”来讲的。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特点都由此而生:如注重人际和谐,天人、灵肉和谐,而阴阳和谐便是其哲学智慧上的最高抽象。
在人性中始终关注人的人伦本性的自觉和改善,固然是中国文化的长处,但是若不发展人的自由本性,这人伦本性就很容易异化。中国文化在历史上走了一条由天道自然人伦演变为宗法人伦的路,是与此相关的。从夏商周直到近代之前,宗法人伦的实际生活结构及其思想一直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其罪恶之深重是面对事实的一切人们所无可否认的。儒家主张的人伦道德尽管有其可珍贵的内涵,但由于它要维护宗法制度,并以“人伦之道”(实为宗法人伦的规范)作为这种维护的根据,因此自身不能不包含着异化。因此墨家、道家等,便反映出在宗法制下不同程度受到压抑的人们(包括宗法上层内部的非当权派,和社会下层人民在内)的观点。他们同样认为人伦是人的本性,却认为宗法人伦及其种种制度和文化有大毛病,因而起来批判儒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诸多思想派别,便由此而起和发生作用。这种情况,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之后,才发生了重大新变化。
由于偏重人伦而没能使人的自由本性得到发展;更由于人伦异化为宗法人伦,并当作天道和名教纲常来强调,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宗法统治者便能以君、父的资格,充作“人伦―天伦”的天然代表,让子民们绝对听从,并且在实际的家庭、家族、国家生活乃至一切社会生活中被当作“真正的”“天”了(如把“天地君亲师”合而为一)。
(二)希腊和希腊化罗马文化的特征,是突出发展了以“自由”追求为核心的人性观念。希腊人在进入文明的时候有着不同于中国和其他民族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众多彼此独立、互相竞争和松散联合的城邦,髅褡寰谩⑽幕绕捣钡慕煌统逋唬唐坊醣揖玫闹卮蠓⒄梗瓜@叭嗽鹊氖献宀柯渲贫戎鸩酵呓猓浴白杂扇恕惫竦拿裰髁熄D―城邦制度的创建。这种新型社会关系使原来同样对希腊人极其根本的氏族、家族人伦关系和相应的习俗思想逐渐退居于次要地位并日益淡化。于是希腊便显示出同其他民族的文化非常不同的特征。但这时公民个人的自由是同城邦自由统一的,并未完全分离开来,所以同胞友爱的伦理精神依然存在。只是到了希腊化时期,这些独立自由的城邦不复存在,希腊人同其他东方民族一样都成为统一帝国的臣民时,失去了历来生活共同体的变得“无家可归”了的人们,才不得不成为完全孤独的“自由”个人。于是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终于造成了人性观念中的纯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普遍意识。并且,一方面出现了纯个人主义的自由人性观念(伊壁鸠鲁),一方面出现了与现实罪恶的人世相对立、诉诸于天道自然或正义的具有普世性的至上理性神来重建世界秩序和理性的人性善的观念(斯多亚派),而斯多亚派的爱比克泰德把顺从神意和肯定个人自由结合起来,使希腊化罗马世界的人性观念达到了一种新的水准。西方的“自由”文化和人性观念,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
由于希腊人和希腊化罗马世界各族人民的生活是沿着这种自由性的社会文化之路发展的,其人伦伦理文化则因原先的氏族、家族和民族共同体不同程度的瓦解削弱而同样弱化,相应地人对自身的意识便突出了所谓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同人类天然的自由(如初民那种淳朴的自由)不同,也带有异化的性质。因为它的伟大成就和进步(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是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和牺牲了人的人伦本性方面――人类最自然的亲密一体关系与情感――为其代价的。这是这一原创性文化的特征所在,它和中国的情况恰恰成为对照。我们看到,从那时直到如今的西方人在一贯追求自由之中,总伴随着生存的竞争、斗争和战争,其罪恶也无可计算。
这种自由和民族与民族、个人与个人的分离竞争,便造成西方人在观念上的天人、灵肉分离对立,然后又在灾难和罪恶中挣扎中盼望重建新的人间和谐。这种处境和思想感情上的盼望,又造成了西方人理性求真的特殊努力,它按 主要表现于希腊哲学发展的传统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希腊化罗马时期的伊壁鸠鲁、斯多亚派、新柏拉图派,都对人性和伦理道德之真作理性探讨。简言之,自由,天人和灵肉分离,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对逻辑和理性的强调和相应的自然理性神的概念,这些便成为他们的人性论和文化的几个显著特点。
(三)希伯莱文化同上述两种都有关又都不同。其特征是以唯一神的宗教形式同时维系和不断提炼了人伦和自由这两种根本人性。以色列人的生存历史极其特殊,他们有在埃及为奴和出埃及的经历,巴比伦之囚和回归的经历,在这些境况中他们锻炼了坚强的追求自由的意志,又使他们认识到维系自己的家族民族共同体及其人伦的根本重要性,并且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而在面对严酷的生与死的现实和考验,去争取从人的能力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目标时,他们终于形成并提炼出唯一的神的意识作为终极依靠,并以神人之约的形式来提升、强化和确立上述人性观念和伦理。因此他们的宗教,是同民族的全部生存和生活不分的,也即是他们的文化。在这里,以色列人的民族性和每个成员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都以同超越的天道或上帝联结在一起的律法形式,突出了追求自由和肯定人伦并重的伦理。这种民族文化与超越性宗教的统一,在以色列人是上帝选民的观念中得到了确立。所以,尽管基督教由犹太教出,犹太人(即犹太民族)只要还有生存问题,是不能接受普世性的基督教的。
神人之约使以色列人的人伦和自由的道德伦理成为动力型的,使其文化成为相当彻底的批判型的。它在神学(即天学)上就表现为只崇拜一神,否定一切偶像。由此在生活和文化上他们区分善恶和是非真伪的标准,便只是神和他所吩咐人应遵守的律法。与之对照,人的思想言行总有违背,是有罪的,必须悔改。因此他们便发展出强烈的悔改意识和先知传统。
所以,简言之,以神为根本和标准,批判地对待人和人性,既维系了又批判提炼了人性的自由和人伦这两个方面,是希伯莱人性观念和文化的基本特征。
让我们同时注意这三种文化及作为其核心的人性论的各自特点,有助于我们从原创性观念上对它们加以比较,从而得以深入地探讨彼此冲突的原因,能否结合,以及加以结合的条件。
三、 比较、冲突、结合、超越的历史经验
(一)在探讨中国文化和基督教对话的问题上,我们应当首先注意基督教的希伯莱源泉。虽然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从犹太教的一个支派发展而来,但是由于后来的原则差别,基督徒和许多人便常常以为,既然基督教比犹太教更有普世仁爱的高级性质,就不必再去钻研犹太教了。他们学习圣经也就只注意新约,对旧约只取其能和新约一致的东西。但这是不对的,其结果是连新约也不可能得到透彻的理解,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如此。
如上所述,由于中国和希伯莱的传统人性观念都与“家”共同体及其人伦纽带的持存维系有着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内含相通,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却与希腊式的自由传统大异,因此我认为如能首先关注于此,会大大有利于我们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识。在旧约的核心摩西律法中,有许多最深刻的人伦性内容,例如对安息日、安息年和禧年的规定,要善待穷苦人和为你做工的奴仆,给他自由和足够的工钱,要善待孤儿寡妇,不要把地里的庄稼都拿回家,要留给她们;要善待你的兄弟,也要善待外来人,等等。在提出这些诫律规定中,神总是说,要记住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你们曾在埃及寄居过。这就是说,你们以色列人有过深刻的体验,应当懂得同情和爱,爱自己也爱他人,自己愿意自由也要容许别人有自由;世上的人和人的生命原本都来自我―神的创造,你们既是我的选民,就更应当听我的话,对人总要有爱心。这些规定和教训都很具体、实在、感人,许多内容同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留下的“大同”理想非常接近,所以读来极为亲切。可以说基督教中有关爱人的教导,本是来自这一希伯莱传统的,而不是希腊一线的文化特点之传承。新约最核心的教义是:神就是爱,基督就是爱。为了爱人,神让自己的亲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救人于罪恶和苦难,并为此上十字架受死。但是,在这里所说的爱,是要结合希腊化罗马世界中人们的需要和文化特点,并在理论上是普遍适合于各民族的。所以,一方面它的超越性更高了,批判了犹太教着重于爱自己民族的狭隘意识;另一方面,在这种超越和提高中,人伦之爱的伦理又只能以更加概括提炼的形式表现,其内容和规定也就不能象旧约那样具体和明晰了。
所以仅仅从新约看基督教,许多时候对我们就有隔雾看花之感。因为基督教是经过了同希腊一线的文化结合之后的结果,那原创性的东西不能不有所改变。我说这话的意思,完全不是说新约不如旧约,基督教不如犹太教;因为基督教是两种传统的结合,产生了更高的同时吸取了两者之长又都加以超越成果。但是,从文化的根在人,文化理论的核心在人论,即对人和人性的根本观念来说,直接看到原创性的东西是最明晰透彻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人研习基督教,还是应当首先从它的希伯莱源泉入手,作贯通的理解。并且在我们这样做时,对基督教的认识还有可能比西方人在某些方面更有深度。同时,在同希伯莱文化的比较中,我们自己的人伦文化的特别达到长处也能得到彰显(因为我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在对人伦的理解上都具体、细致和丰富),当然我们传统中的严重缺陷也会明显地显现出来,从而有利于我们吸取希伯莱和基督教的超越性优长,使自己的人伦文化和人性理论得到更新。
(二)三个原创性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在以往历史上真正实现并得到了伟大成果的还只有罗马时代的那一次,并继续在西方往后的历史中。这成果主要地就是基督教本身的形成和发展。这个经验值得我们特别地予以借鉴。希伯莱和希腊的文化在彼此的冲突和结合中,双方都同时得到了深刻的改造。作为本属犹太教一个派别的原始基督教,本身就是在向外邦人传教中才真正成为基督教的。它一方面着重指??能克服罪恶,唯有神爱,和人按照神的大爱对待别人做到爱人如己(包括对与自己有利害冲突的兄弟、邻人乃至敌人在内,实为人类一体感的人伦之爱),才是真理、生命和道路,从而批判克服了希腊自由理性的局限性片面性。另一方面,它还是充分吸取了希腊注重理性求真的传统,希腊化罗马注重个人自由意志和世界主义意识成份、理性至上神的观念。这种吸取,使基督教能引导这些外邦人把世界主义和理性神观念转变为信仰耶和华和耶稣基督及其普世的爱和救赎的教义上来,把他们重个人的价值观转变为重个体认信上来。此外注重理性求真,对于阐明基督教义也是一种必要的方法或途径,有利于确立和坚定信仰,而这是原先犹太教中发展不如希腊充分的,教父哲学和后来基督教神学就是按照这一路径把信仰同理性融合起来,不断发展的。与之同时,原始基督教也克服了原先自身所具有的狭隘犹太民族主义的局限性片面性,克服了死守律法条文的教条主义,发展成一种崭新的普世的超越的宗教,形成了一种新的人性观念和伦理道德。
我们知道,基督教的形成和传播史经历了耶稣上十字架、使徒们尤其是保罗的艰难困苦、无数的信徒的殉难历程,但是它终于在希腊化罗马世界扎下了深根,成长为参天大树或往后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精神支柱。其所以可能和实现的根本原因,仍在于希腊化罗马世界的人们自身有此需要。因为他们原来的文化固然有其优点,却因人伦结构的瓦解、人伦精神的削弱和丧失而陷于重重罪孽难以自拔的困境。于是,那源于希伯莱又超出它、并吸收了希腊罗马观念成份的基督教,就成为他们的真正福音,受到了普遍的热烈的欢迎。
但是文化的融合仍然是长期的工作。基督教尽管在西方早已成为主要的精神支柱之一,但在西方人的世俗生活中,原先的希腊式的自由和理性传统、个人主义传统基因依然以不断复兴的形态顽强地持存着发展着,并与基督教的神圣教导保持着矛盾性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是极其自然的,也是有益的――对西方文化和对基督教都如此,能不断推动二者各自的更新。看到这一点,对我们观察中国文化同基督教对话,观察中西文化对话,乃至观察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对话、宗教对话问题,都很有可借鉴之处。
由于迄今只有两希文化融合为基督教这一个典型,因此也带来了这样一个结果,即:西方固然基督教化了,同样,基督教也西方化了。(这是从主要面貌上说的,因为基督教也在东方有传播发展,不过大本营是在欧洲,特别是罗马和西欧,分别是中世纪和近现代传播基督教的中心。)因此我们中国人所知道的基督教,便只是西化了的基督教。
(三)最后谈谈我对中国文化和基督教对话问题的看法。由于中国人所认识的基督教是西方介绍过来的,所以这种认识中既有长处,也有短处。这是很值得我们留意和需要特别加以分析的。如果不认真对基督教的本原和发展(两种原创性文化的长期的历史的磨合)有一番切实的研究认识,我们将不容易澄清它作为对话对象的含义。本文谈到这个方面的问题较多就是为此。
我们中国人在近现代面临的首要大事,是国家民族的存亡兴衰,如何看待和赶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等世俗文明发展水准的问题。这种处境,使我们对西方自由文明的态度一直处于异常矛盾的心态之中,并经常后随着内外形势的变迁而波动。改革开放以来渐渐走上了比较正常的路,但还不是很深入。因为就其原创性的文化根源来说,二者的差异对比非常深刻。所以彼此的磨合还要走很长的路。因此,中国人及其知识分子所关注的中西关系和文化问题,大多在上述现实的方面,被视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部分的基督宗教,就只看作是随附的问题,只为基督教徒所重视,学者中只有很少人作此研究。这种情况到了最近时期情况才有了明显的变化。
现在我们有比以往要好得多的条件来进行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之间的深入对话。在这时候,除了上述对基督教本原和发展的认识需要改进外,主要的当然还在于反思我们自己的文化本身,这任务最重要也最艰巨。 我以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基督教同西方文化的冲突磨合经验中得到非常有价值的启示。因为它对我们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优长和弊端,寻求文化更新之路很有益处;同样,对于重新审视基督教对今天的中国人可能有的意义,它在中国的发展会使它本身发生怎样的变化或形成怎样的新特点,也会有很大的益处。

参考文献:
[1] 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 杨适.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新诠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一个前提问题[J].维真学刊.1997(2)
paper   2005-11-19 20:09:35 评论:0   阅读:1730   引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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